“浙江“富二代”接班记：睡得了地板，才能做得了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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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兰溪，富二代经营管理的工厂。 中国青年报新闻网记者章正/摄

任性、骄傲、娇惯长大。 这些曾经是舆论贴在中国“富二代”上的标签。 富二代是舆论风口浪尖上的贬义词。 中国的改革开放即将出现40年的年轮，很多做实体经济的民营公司也面临着现实的问题。 他们的二代应该如何顺利地成为继承人？

基于某种现象，富二代们并不痛苦地希望成为实体经济，结果被评价为“利润薄如刀片，压力重如泰山”。 另外，也有人认为建立实体经济不是时尚，“搞实业是一分一分的利润，建立企业品牌是一毛不拔的利润，搞资本经营是一元的利润”。 再者，悲观地认为中国的实体经济没有后继者，经济的“空”心化似乎是必然的趋势。

最近，中国青年报新闻网与《青年时报》共同向既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也是中国富二代最集中之地的浙江省许多地方派遣记者，要求与年轻的富二代们面对面，证明他们对实体经济的真实态度。

痛处:社会认可感带来很大的压力

对富二代来说，最讨厌的称呼是“富二代”，理由是“含有强烈的负面意义”。 他们喜欢“创二代”“新生代”，或者干脆用“二代”来形容自己。

在浙江，方正是上市公司的二代，也是当地政协委员。 他很困惑。 “为什么很多负面信息会突出富二代？ 真的没那么糟。 我的微信朋友中，很多富二代都兢兢业业地守着本职工作。 不是金屋、炒面、跑路……”

从方正来看，两代人面临的巨大外部压力，如果可以的话，大部分人都会说这奠定了父辈的基础，如果不能顺利的话，谣言就会变多。 不自然的是，即使做不好，他们也可能没有功绩。

“只有睡在地板上，才能成为上司。 新生代需要国家的关心，让国家理解我们的诉求。 ’他感慨万分。

张鹏飞也是温州的富二代，现在在杭州工作的时间越来越多。 他说:“压力相当大，这两代人不容易。 ”。

“我们有句话叫创业难保住工作。 现在是转型期，商品经济过剩，在我们新生代搞实体经济不容易。 ”张鹏飞说，他身边的一点两代人不愿意接班，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责任感。

他用比喻说，建立实体公司就像坐了“贼船”，只能瞄准方向前进，如不逆水行舟则后退，面临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压力。 对许多二代来说，接班后的损失大多损害不了上一代积累下来的公司的元气，损失带来的舆论压力最大。

年，据媒体报道，全国工商联研究室、中山大学中国家族公司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家族公司研究所和李锦记家族联合进行的调查显示，家族公司的二代中只有35%有继承人意愿。

中国青年报·新闻网记者在采访中提到的富二代们估算，在实体经济行业成为接班人，能上课的约有一半左右。 有些人很悲观，认为在三成到四成之间。 很多年轻人，尽管接班人的意愿不太高，但在父母的劝说下，还是会选择回到家族公司成为继承人。

挑战:要开公司，既必须成为“保姆”，也必须成为“父母”

80后的上司95后会怎么样？ 周纯遭遇过。 去年8月，生产现场的温度比很高，20多名95后员工给他写了辞呈。 “我们是祖国的花，正处于青春发育期……世界这么大，我们想出去看看。 ”

突然这么多人集体辞职，是从来没遇到过的事，周纯突然意识到这是公司文化有问题。 根据他的调查，一线员工中的班长，很多人都是60后和70后，一技之长，但文化水平不高，管不住90后。

“90后的员工有一个优点。 不管工资多少，不开心就是选择工作的理由。 ’周纯发现了。

怎么办？ 改革！ 从组长、工厂主任、部长的层面来看，他都搬出去竞争工作了，不再是层层指定。 “我想向员工传播价值观，但是员工有希望！ 加油的话，两年后可以进入中层，十年后可以进入管理层。 ’在他看来，只有愚蠢的老总，没有最愚蠢的劳动者。

实体经济的瓶颈第一是人才，第二是人才。 从事实体经济行业的公司大多在浙江省的县级市，周纯无奈地说:“好不容易招了大学生，干着干着就跟着外地人走了。”

为了让年轻人安心就业，周纯找到了当地团体，帮助企业年轻人相亲。 找到对象了。 住宅的问题怎么处理？ 他还和政府协调建造了人才公寓，装修齐全，价格也不贵，3500元一平方米。 但是，有条件是10年内产权不转让。 也就是说，员工必须在公司工作10年以上。

有了对象，有了房子，有了孩子怎么办？ 如果成为夫妻双职工，在寒冷的暑假里带孩子是件令人头疼的事件。 “我不能再开幼儿园了。 这个问题还没有考虑该怎么办。 ”

“管理公司同时担任‘保姆’和‘爸爸和妈妈’。 一个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发生了。 ’周纯平时不说上虞的话，尽量说“浙江普通话”。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99%的员工是外国人，因为成长背景、文化的差异，感觉很难管理。

社会上有同情弱者，认为民营公司有原罪的倾向。 但是，在实际管理公司的过程中，也有员工故意折断自己的手指，找到公司赔偿的。也有故意说肺部不舒服，威胁要做职业病检查的工人。

“我对那个补偿的钱不感兴趣，但是我真的讨厌就这样随便给钱。 到了常态，公司怎么管理？”周纯无奈地说。

“我们继位后，才知道开公司真的很难。 相遇是完全意想不到的困难。 ’他说，从这个角度来看，他非常钦佩自己的父亲，认为他只是从巨人的肩膀上摘下了果实。

在温州的富二代圈，柯本在温州长大，在北京大学毕业，在体制内工作后辞职，从父亲那里接手了饮食集团，是个有名的存在。

“有时，我也很困惑。 ’在婚礼主题酒店的包厢里，坐在西式的白色沙发上，柯本对记者说。 她的父亲安慰她，饮食很辛苦。 但是做什么不容易？ 她喝了一口茶又说。 “有时想放弃，父亲又鼓励我一切都做了。 干脆再坚持几次吧。 ”

富二代继承人，有人羡慕他们工作后能有好的平台，也有人羡慕他们实现了财务自由。 在戒指后面，很少有人在意他们的继承人中有多酸甜苦辣。

他们中有“救火型”的人，从“被救着走”到“自己跑”。

杭州城西的泰昌科技园，有一间三四十平方米的办公室，装修很简单，办公室主人张鹏飞才三十出头，但一举手进屋，就展现出浙江人特有的精明气质。

时间回到14年前，2003年，张鹏飞19岁。 当时他在北京上中学，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毕业后打算去加拿大的大学。 但是，那年3月，他突然接到讣告，父亲在事故中去世。

危机过后，他回到温州继任，他说:“那时很害怕，对公司没有概念。 ”。 张鹏飞继位两三年后，关系好的叔叔对他说:“多问，多想，多看，少说。”特别是在遇到事件时，他说不要随便表态，不要乱说。

五年是身体的成长周期，对他来说也不例外。 继承人的头五年，他在别人的支持下走了； 接下来的第五年，他自己去了； 第三年，准备跑步了。

五六年前，他看中了生物疫苗项目，但很多企业提醒他有风险。 他去了成都，和对方吃了两顿饭，看清了这一点，投资了3000多万元。 这个项目在新三板上市了，但没有其他项目的盈利快。

有人认为这个项目不可靠，但他多次认为应该做电力零部件生产这个本职工作。 另外，我认为应该在不影响本职的情况下进行分散投资，风险必须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 这两年他开始布局电力相关的孵化园，为下一次市场转型做了提前准备。

绍兴的金雷有同样的经历。 是一家公司的老总，面对记者有点腼腆，但其实他的经验比同龄人更丰富。 去年还在新加坡上学的他，父亲身体不适，不幸去世。 那一年，他回到诸暨老家，第二年，他全面接管了公司。

金晟弹簧是当地有名的企业品牌，由父亲亲手制作。 继承人那年，他25岁，企业要去哪里，这是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个必然要解决的问题。

“公司的大股东是我，阿姨占有一部分股份。 ”金雷说，阿姨来稳定销售和职业经理人的队伍，他自己冷静下来与管理层和员工的信息交流。

即使是“少东家”的继承人，企业也不会太动摇。 去年，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发行股票对企业员工进行股票激励，他根据工作年限设计了低价买入股票成为股东的公式。 此外，还可以引入外部投资。 当然，每股的价格会更高。

“我的目标是家族控股50%就可以了。 ”他说。

他们中有“蹲苗型”的人，家族有足够的传承时间，看起来很淡定。

接手公司后，金华兰溪的童云霞没有睡过懒觉，早上7点赶到工厂上班，晚上7点下班。 她需要管理作为家族公司业务一部分的300人的印染厂。

到底会成为继承人吗？ 和很多年轻人一样，童云霞也曾迷茫过。 但是，性格温和的她，自己想和别人交流。 年，她决定回家接管公司。 她做过公司销售，拜了老员工为师，学习了价格如何计算，外贸业务应该如何咨询。 之后，在家族公司的小额贷款企业学习了风险管理。

“很多小公司经营状况不好，来我们这里贷款，其实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她有意识地向企业广告主发表讲话，发现实体经济领域面临着残酷的市场竞争，她说:“他们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对我来说冲击很大”。

内部培养不是目的，接班人才是目标。 家族的主要业务是牛仔面料，印染是重要环节。 于是，父母让她接手印染公司，童云霞当时有点蒙古。

她之所以有压力，是因为那个时候她没有完全认识员工，却接受了辞呈。 更让她见底的是，她一开始不知道退休员工的重要程度。 有的同行挖人的时候，每月多给500元工资，技术工人就会选择跳槽，有的企业会承诺一次三年不重复工资。

浙江实行“五水共治”后，兰溪这个县级市把印染公司从100多家减少到了十几家。 她给记者算了帐，兰溪的年产量是20亿米，很多印染需要去外地完成。 现在，环境标准提高了印染领域的门槛，父母和她商量后决定，买条生产线扩大生产。

技术工人是关键。 对于人才和工资，她和父母的管理构想也产生了分歧，童云霞认为，有时应该多加工资； 父母认为她决定工资的标准太随意了。

童云霞和徐竞是朋友，在当地关于培养两代人，父母想让孩子从基层做起。

在成为继承人之前，徐竞并不在意家里的公司，所以“真的很无聊”。 年，他毕业于宁波大学，进入企业担任销售经理。

“很多销售员空空闲的时候，喜欢在办公室。 ”空只要有空，他就会穿过工厂研究生产技术，有不擅长的地方就提问。 “只要知道技术，销售时就会更有底气。 ”

与父母一代相比，徐竞认为在管理上不吝惜金钱。 他举了一个例子，父亲这一代在生产中遇到问题时，往往把竿插到底，直接用手操作。 徐竞认为以前流传下来的管理粗放，一定要精细化。 他说服了父亲，找到了互联网企业，投入20万元，开发了生产和销售管理系统。

他们中有空型正在下降，并在对中国式人情味的理解和认识中成长。

在很多人眼里，1988年出生的周纯很羡慕。 父亲一手创立7家企业，其中上市企业有3家。 从高中到研究生院，他在英国上学。 他去年回企业上班，给父亲做助理。

一年后，周纯创立了天然气汽车企业，他空退到企业负责销售和采购业务。 之后，他还负责另一家企业的投融资业务。

周纯的继承人之路一帆风顺，但他也明白自己的短板，“我从基层一步也没有开始。 在下面磨练，不仅仅培养吃苦的精神。 通过参加管理学习，我也可以获得经验。 ’周自信地说。

至于为什么想成为继承人，周纯说:“越来越多的是承诺。 年企业上市了，上市和非上市最大的区别是能否成为公共公司，这是文化变化的过程。 ”

比起集团企业，他更喜欢新成立的子公司，这里有一个共同成长的团队，他可以按自己的想法闹事。 周纯继位后，他在中国开公司没有绝对的对也没有错，觉得这几个正是中国文化。

他管理的一家企业有12名销售人员，人很少，但每年的销售规模可以达到十几亿元。 为了更规范企业的运营，他让销售员采用手机软件，每天写总结，看定位。 他感到意外的是，这个决定在执行时撞到了“软钉子”。 很多销售员不希望。 销售代表晚上和顾客吃完饭就晚了。 为什么需要写业务总结？ 为什么需要定位？ 矛盾一下子激化了。

回顾这件事，我觉得周纯当时的决定只看管理规范，而忽视了人情味。 于是，他提出的这个政策夹在中间，做不做都行。 最后，他请企业经理来调停，决定了一件事。 既可以让销售人员执行自己的政策，也可以让销售人员下楼。

“办公司还是先谈感情，再办业务。 ”周纯感慨地说。

几年前，有人直接拉着行李箱，里面有600万元现金，周纯来买工程车。 对方的要求只是“晚上直接提车”。

“在过去，绝对无视土豪的这种行为。 我没有这些钱的差别。 ’周纯坦率地说，现在他越来越考虑对方的感受了。 他的解决方案是晚上请客吃饭喝酒，开开心心地和对方谈人生理想，甚至不太了解世面的他也叫对方兄弟。

“由于水灾，设备浸水，我们也在重新开始生产。 哥哥能帮我一下吗？ 现在让我们把车交给你有点困难。 ’周纯尽量放低姿态说话，最后对方不仅同意了，还留下了钱。 礼来往，递车的时候，他特意给对方送了一些轮胎和饰品。

周纯对于接班人的过程，淡定地评价说:“目前看来有效果，比预想的好。”

升级:留下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的痕迹

穿着时尚，说话轻声细语，蒋申申是温州丹顶鹤服装有限企业的二代。 穿着同样的衣服，和父亲不同的她经常来往于温州和欧洲之间，不吝惜时间接触第一手时尚新闻。 从中国的制造到中国的创造，可以从她这一代人身上看到过渡的轨迹。

2005年刚接班的时候，她在生产现场拿着秒表计算各工序的时间。 她知道300多道生产衣服的工序。 行情好的几年，她也遇到过接手订单也来不及生产的红火场面。

就目前的实体经济而言，她说，劳动密集型公司的工人工资快速上升，给公司带来的压力非常大，普通技术工人的最低工资为5000元，激励部分要另算。 几年前，温州市政府提倡“机器更换”，她也积极推进，劳动人数从1500人减少到了500人。

接班人蒋申申和父亲分工，父亲进入金融领域，负责服装制造业。 他认为:“建立实体经济是细水长流的，服装领域也需要年轻人来做。”

蒋申也在谋求变革。 “很多人希望服装有个性，不想出示标志。 另外，有些人喜欢走奢华的路线。 我要转型为时尚。 ’她在温州开了几家专门做时尚定制的店，她说:“创新不能模仿国外。 必须根据中国人的优势做时尚产业。 ”

陈锋是绍兴诸暨万安科技的总经理，1980年初出生的他是当地许多富二代的典范。 为什么要搞实体经济，陈锋嘴里跳出来工匠精神这个词。 他接着说:“老一辈的辛苦对我影响非常大，做了很多年同样的事件。 ”。

在他看来，做制造业面临很多困难，税收和环境保护的压力非常大，劳动力价格也很高，是比做金融投资生产率低、投资高的产业。

“有时候，面对3300多名员工，进行实业的话，内心会感到非常有成就感。 ”陈锋说，当然相对于父母一代，两代人继承了实体经济，苦笑的行为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公司上市时，24场路演全部由陈锋一体完成。 专注于实体经济，也善于用资本促进公司的快速发展。 他的目标是自己所属企业的销售额突破50亿元。

人才是制约公司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最近陈锋在当地两会上提出建议，认为有条件的公司可以招聘外籍人才。 比如乌克兰汽车专业的博士生，薪酬也就几万美元一年，价格并不高。 另外，外国人在中国就业几乎没有地域选择的概念，和中国本土的人才不同，还是喜欢聚集在北方。 此外，还与清华大学等大学在研发方面进行合作。

“我没有对中国经济失去信心。 内需非常庞大。 谁认为10年前，年汽车销售增长率会达到13.7%？ 中国有开放的执政党和政府，十八大以后强大的反腐措施，使我们公司精英的外部环境越来越明显。 ”他说。

在温州，2006年从浙江理工大学毕业后，周凯回到父亲参加的公司上班。 “一点点接触供应链金融，我觉得很好。 当时是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很多人都害怕金融这个词。 ”周凯说。

他解释说，做供应链金融的，其实集中在实体经济上，当时的家族公司需要进口一些原油等材料。 关于设计方案，他通过银行购买了金融衍生品，用利率差价的方法降低了价值成本。 比如100万元的原材料98万元就能买到。

当时，父亲认为周凯的方法不可靠。 稳健的周凯花了半年的时间进行调查，弄清了供应链金融的来龙去脉，用行动说服了父亲。

从年开始，周凯逐渐成立了数十人的团队，除服务家族公司外，还扩大了业务服务的其他实体经济公司。 温州当地曾一度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他的队伍规模越来越大。 现在，他在上海开办企业，平时就在温州上海的两端跑。

“我做金融，但我的利润其实不高。 举个例子，赚1000元也就是几元。 ’在他看来，供应链金融的根本在于实体经济，不是掠夺实体经济，而是服务实体经济。

在采访中，中国青年报新闻网记者会见了周凯的父亲，就对儿子的评价，他笑着说:“最初不能理解，但现在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