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回扣的板子该打在谁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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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廉洁的作用在医生廉洁指数稍高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实现，但需要前提条件。 一个是制度漏洞堵塞，另一个是对职务便利性的约束机制比较有效。 否则，无论工资多高，都不容易抵抗凡人艰难的欲望。 只有高薪，没有比较有效的领域和职务约束机制，也不太行得通。

央视最近播出的16分钟专题报道《药品回扣泛滥》的暗访节目，再次掀起轩然大波。 据节目介绍，医药代表的提成是药品价格的10%，医生领取的回扣是药品价格的30%到40%。 央视记者暗访8个月的报道播出后，国家卫计委迅速委托两地卫计委行政部门调查回扣事件，停职解决相关医生。

药品回扣问题后，许多医务人员在WeChat的力矩上各自发表了意见。 药品回扣的存在，是中国医生长期背负的原罪，造成了中国医生的污名化，加剧了医务人员的不信任和对立，以及许多清廉自律的医生，不得不背负同样的污名。

药品回扣的钥匙不在医生手里

药价怎么决定？ 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介绍，制药公司首先将两种价格计算为药价，一方面是生产价格，如原材料、员工工资等制造费用，另一方面是期间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和销售费、广告费等。 “在药品定价的过程中，医院没有参与。 医院只有执行权，没有定价权。 ”庄一强说。

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恩认为，强调从药品工厂进入流通，进入医疗服务机构，所有环节都有可能形成药价虚高，因此是某方面的责任是不妥当的。 一个人不能突飞猛进地处理某些方面的问题。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表示，我国从多种药品出厂到销售给患者，中间价格翻了十倍。 对此，福建省医疗保险事务主任詹积富表示，改革前，我们详细调查药品流通行业后发现，药品公司通过省外公司转卖门票，在省级采购的标价是出厂价格的几倍甚至几十倍。 售价与出厂价的差价，医疗机构将提高15%的药品价格，配送公司将获得6%左右的配送费，医药代表将获得20%左右的销售费，医生将获得30%左右的处方回扣费，省外转售企业将获得10%左右的转卖费。

庄一强认为处理回扣问题的关键不在医生手里，但我们必须积极推动政府处理这个问题。 这个领域，应该依靠自己的技术和勤奋，过上体面的生活。

回扣不得以“道德”约束

根据国家计委发布的《年度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快速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医疗费用中，门诊药费占48.3%，住院药费占36.9%，而英美等发达国家药费仅为10%左右，我国药品降价幅度还很大

詹积富说:“公立医院‘用药补医’的背景有苦衷。”詹积富坦言，政府投入少，医生待遇低，医院想盈利，就只能实行用药附加，默许医生开大处方。 回归公益性质，必须转变运行机制，确定政府投入和监管机制。

与“医生药品回扣”相比，德国政府为医疗改革开的处方之一是提高医疗保险费用。 二是改革医疗体制结构，吸引市场竞争机制，提高透明度，提高医疗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医生开药的透明度是“竞争”的结果。

从庄一强看，不要只依靠“道德”的约束和谴责来处理问题，要深刻剖析制度的原因，特别是制度中医生阳光收入的来源。

香港的医生给回扣的价格是多少？

根据庄一强的例子，医生必须获得合理正当的高收入。 如果商学院的学生和医学院的学生在香港毕业，前者每月收入1万港币，后者至少3万港币，一点的大人物医生的月薪可以达到20万或30万港币。 这样的工资，没有医生会在意患者交给的红包。 如果患者通过给钱让医生“看”的话，“完全给不了”。

庄一强表示，如果医生在香港领红包或拿药品回扣，医管局和廉政公署将介入调查，一旦问题确凿，医生将被吊销执照，通报所有领域。 这意味着，多年辛苦学习、有良好社会地位和高收入的医生从此失去了医生资格。 “如果香港医生对良心干事无知，违法价格太高。 ”

在美国和德国等大部分国家，如何解决医生与公司的关系，防止医生利用处方权获得不正当利益，是这些国家的管理者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以美国为例，从1972年开始，美国颁布实施《反回扣法》，不论医生医疗、医疗机构、转诊机构，违反法律规定领取或支付回扣的，或者有其他任何形式的利益运输的，视情节轻重而定 其中，凡一次性违法被法院认定有罪的，最高处以25000美元罚款和5年以下徒刑，政府将不再向违法医生和医疗机构提供补助和资金支持，也将禁止其参加联邦级健康项目。 即使没有被法院最终定罪，违反法律的医生和医疗机构也有可能被相关卫生主管部门除名。

啃“药养医生”的硬骨头不是一天之功

“用药养医”机制是导致看病贵的重要原因之一。 要说如何处理“以药养医”的问题，庄一强建议先“养”医生的高薪，然后让他们“不敢违法”。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医生都是高薪职业，为什么在中国不能拿医生晒太阳的高薪呢？

经济学家汪丁丁在《财经》杂志上写道:“医生为了遵守其真主党的誓言，必须获得与创造价值相应的合法收入。” 众所周知，航空空企业给飞行员高薪，首要是为了乘客的安全，而在飞行员的脑海里只想着飞行。 同样，我们之所以向医院发放补助金，让医生拿高薪，是因为他们脑子里只想着看病，不想着怎么赚钱养家。 这样，中国的医生也不例外，如果没有高薪，好医生乃至医疗的长期快速发展是难以想象的。 更何况中国的医生即使在几十年的基本工资体制下，也面临着越来越多复杂的医患关系威胁，仍然守护和支撑着世界最大的患者群体。

医生廉洁的作用在医生廉洁指数比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得到了实现，但需要前提条件。 一个是制度漏洞堵塞，另一个是对职务便利性的约束机制比较有效。 否则，无论工资多高，都不容易抵抗凡人艰难的欲望。 只有高薪，没有比较有效的领域和职务约束机制，也不太行得通。

医疗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必须采取措施突破难关，以“药价”为突破口。 小药片的背后涉及医疗体制的方方面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何科学合理地降低药价，是当前医疗改革的重要问题。 国务院医改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国家卫计委体制改革司司长梁万年表示，啃“药养医”的“硬骨头”不是一天之功，改革“一发而动全身”只需要对完整的相关体制建设机制“牛鼻”

可以抑制过度的医疗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表示，中国式过度医疗的各种现象，特别是靠药物养活医疗、药价高、回扣之风，归根结底是政府对包括药物在内的医疗服务实施全面价格管制的结果。

顾昕教授指出，中国医药领域有三个体制因素，很重要。 其一，根据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所有医疗机构对患者按项目收钱其二，政府对医疗服务项目实施行政价格其三，政府对药品购销实施了三种管制。 即最高零售限价、公立医院和民办非营利医院的采购价格管制，即执行中的定价、药品加价率管制( 15%至0% )。

顾昕教授认为，遏制过度医疗的可行途径在于推进医疗保险支付制度改革，以包价代替分项目支付，以“一口价”代替“几行”。 世界许多国家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快速发展中国家，在艰难推进医疗保险支付制度改革后，过度医疗现象基本得到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