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超对接”有平台缺桥梁 市场呼唤龙头公司”

本篇文章2008字，读完约5分钟

“平谷大桃直接进入超市时，农民买了1500个篮子，两天内全部弄丢，损失了4万多元！ ”想起这一年多前发生的事情，北京欧阁有机农庄执行董事陈丛红的感情依然很兴奋。 她告诉《每日经济信息》记者，农户由于缺乏与超市合作的专业信息和经验，在“农超对接”(农户与商家签订意向协议，农户直接向超市、菜市场、民营商店供应农产品( 000061 ) )时较为弱势。

在原本为了缩短农产品流通过程、抑制农产品价格而大肆宣传的“农超对接”中，商超给出的条件比不上许多农业合作社，在“强大”的商超面前，以农户为主体的合作社显得多少缺乏话语权。

政策支持:商务部大力推进“农超对接”

从农田地头到客户餐桌，农产品通常需要经过产地收购、运输、卖地市场批发和末端零售四个环节，有时在收购和运输之间还会增加“第二经纪人”的环节。

商务部表示，农产品流通的各个环节将至少涨价5%至10%。 但是，《人民日报》6月21日报道，据商务部考察，以山东寿光农产品物流园为例，农产品流通各环节的加价率约为20%，5个环节累计超过100%。

虽然各个流通环节的涨价还算合理，但“协同效应”无形中推高了农产品的价格。 为此，年《一号文件》提出，全面推进双百市场工程和农超对接，重点扶持农产品生产基地和大型超市连锁、学校及大公司等的产销对接。

5月，商务部信息发言人姚坚也表示，商务部为缓解通货膨胀压力而开展的三项事业将包括“进一步完善农超对接”。

商务部6月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5个试点项目共拉动社会投资40亿元，试点单位2009年农产品直接核算金额达到211亿元，相关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收入普遍增长20%左右，“农超对接”试点取得良好阶段性成果。

对接的难度:合作社缺乏专家

农业部、商务部和各级地方政府都为“农超对接”建立了平台，河南兰考县南马庄村支书、南马庄农民合作联社理事长张砚斌说了这话，也还挺饱的。

目前，“农超对接”双方主要是大型连锁超市和生鲜农产品产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张砚斌表示，合作社面临“两头难”，一家是农户，另一家是超市。

“从2004年9月成立合作社到现在，我深知与农户相处太难了。 ’他的烦恼部分来自农户对干部、合作社和合作公司的不信任。 他只能一边争取项目，一边日夜加强对农户的各项训练。

但是，南马庄农民合作社不享受各级财政补贴，合作社董事也没有工资。 作为村干部，张砚斌一个月的工资也不过150元。 “刚成立合作社时，有10多个理事，但现在人一个接一个地变了。 ”

专家的不足直接关系到农户在“农超对接”方面面临各种难题。 2006年，南马庄牌大米进入数十家超市，但仅两年后退出。 因为会计麻烦，扣押物品的期限太长，运输困难。 我知道很多超市的结算期长达几个月。

“我们曾尝试过与北京华联超市、郑州斯达超市对接，下单10次以上后就可以结算。 农民的资金有限。 没有专家是不行的。 ”张砚斌表示，目前合作社中没有财务人才、管理人才、销售人才等。 合作社“培养不出人才”。

未来的出路:顶级公司的介入

“不能培养专家。 只能找企业合作”、“我们希望拓展越来越多的合作”、张砚斌和陈丛红两句话分别代表了一些合作社和公司双方的声音。

陈丛红认为，企业组织农业合作社使商超对接，可以提高抗风险能力，是更理想的运营模式。

“我们有30%的人和农民合作，70%的人自己种植。 ’陈丛红说，不选择在自己农场种植的所有东西是因为房租太贵了。

对合作社来说，张砚斌认为“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是未来最好的出路。 其实，近年来由于与河南莲华味之素( 600186 )株式会社的合作，南马庄已经尝到了甜头。

“他们提供了比出厂价格还低的肥料，但回收小麦(信息行情)比市场价格高2分，大米高1毛，很划算。 ’对于这次尝试的成功，张砚斌很兴奋，说希望他最近能再多协助一些公司。

在道与环境与快速发展研究所主办的“公司与农村社区商业合作模式”研讨会上，农业部农研中心产业与技术研究室主任张照新告诉记者，公司与农户的对接模式处理了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问题，以及小农户生产不足的规模经济问题。

他总结了目前龙头公司与农户合并中常见的三种衍生模式。 企业+基地+农户(企业租用土地后承包给农民)、企业+经纪人+农户) )农户很多，所以销售大户请签订合同)，例如莲花企业和南马庄的合作)。

在价格结算方面，有最低保证价格、市场涨价(市场价格高于合同价格时，企业适当涨价)、最低利润保证3种方法。

张照新表示，一些模式没有好坏之分，只是适应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产品。 因为现在国家对农业合作社的力量支持很大，将来“企业+合作组织+农户”的方法比例会变高。 然后，美国农业部等政策制定机构也在考虑规范合作社的快速发展。

但是，他指出“农超对接”只适合西红柿等生鲜农产品。 农产品流通过程价格居高不下，各过程利润分配不均的问题仍需要在国家层面制定相关政策加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