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专访清华大学长江特聘教授、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张林琦：艾滋病疫苗研发不应以营利为目的 不能单纯靠市场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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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关于艾滋病的各种话题经常在大众媒体上被“丝网印刷”。 也就是说，新生儿如何免疫艾滋病，如何看待年轻人艾滋病的快速发展状况，如何推进相关疫苗和药物的开发，公司应该研究惠及如此广大患者的药物……相关问题备受关注。

12月6日，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与清华大学医学院联合举办的“健康中国—产业领袖上岗培训”项目在北京正式启动。 这个清华大学校内系际合作的样板项目，在两个学院和清华大学层面得到充分支持，在合作模式、项目规划、课程架构、师资配置和运营创新方面有很多创新点。

该项目共有10个模块，两个学院的数十位老教授轮流授课，覆盖大健康行业中的医疗、科技、政策及金融等行业，以期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复合型指导人才。 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处处长邓丽曼表示:“此次健康产业龙头项目既是学科交叉的创新探索，也是经营管理和培养专业技术人员的创新尝试。”

开课期间，《每日经济信息》(以下简称nbd )记者对参加本次课程的清华大学长江特聘教授、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张林琦进行了专题采访。 张林琦教授以其专业的背景知识，全面回答了艾滋病防控、研究行业的诸多问题。

nbd :清华大学内的两所学院共同创办了“健康的中国产业领导者”项目。 那个设计的初衷和背景是什么？ 也许能起到那些桥和纽带的作用？ 你认为双方最大的特征有那些？

张珂访问者提供照片

张琦:设立“健康中国产业领袖”项目的初衷，是呼吁生物医药产业快速发展，全力推进生物医药产业创新，与“2030年健康中国”的目标密切相关。

健康产业的快速发展需要链条式的有机合作过程，从原创的研发成果，到临床前和临床研究，再到上市后安全有效地为人们服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 由于我国目前快速发展阶段的限制，在这种链式合作中，面临着许多障碍和障碍。

因此，我们设计这门课程的初衷是结合国家战术诉求以及生命科学技术和健康产业快速发展的优势，展开综合式和各方面的介绍。 全力推进产业创新步伐，培养新时期要求的新领导者。

健康事业和生命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不仅需要医学本身的技术问题，还需要管理、法律、资本等多种因素的协助和努力。 其中最重要的是资本与科研对接、管理与科研对接、法律与科研对接、国内与国外对接等。 医学院和五道口金融学院合作启动“健康的中国产业领袖”项目，需要跨境合作，以面对跨境的诉求和挑战。

nbd :框架的课程设置的想法是什么？ 你觉得学员学习最大的成果是什么？

张林琦:我们的首要目标是培养健康产业领导者的人才，需要跨境人才、有知识的人才、国际化的人才。 在这样的前提下，有志于这个产业的人必须对整个行业快速发展的确定和规律有全面的了解。 这样，就可以在战术上把握全局，在战略上取得突破。

课程设置不仅包括介绍前沿科学的现状和快速发展趋势、介绍临床研究过程和相应的监管政策、介绍科技与资本如何对接，还就具体实例展开系统解体，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下一步创新的快速发展提供参考

另外，希望学员进一步提高和升华。 在产业中发扬自身特点，积极回馈社会，实现自我超越。

NBD :有没有更有效、更安全、没有伦理争议的做法来保护HIV携带者的后代免受艾滋病感染？

张林琦:首先，我们还需要确定许多比较有效的方法来防止新生儿艾滋病感染。 其中包括抗艾滋病药物治疗、产后和产后阻断和喂养方法等，可以使HIV传入婴儿的概率接近于零。 所以我认为目前没有必要考虑“基因”等风险较高的其他做法。

nbd :去年有报道称“艾滋病疫苗”的开发取得了巨大突破，但这一信息此后没有得到证实。 从目前的研究进展来看，“艾滋病疫苗”的开发难点是什么？ 科学家们在探索人体对HIV的免疫机制方面取得了那些突破？

张林琦( HIV疫苗的研究非常困难，期待非常高，但开发难度也超过普通疫苗。 第一个难点是该病毒本身变异非常快，如果人体有一定的免疫反应，往往会变异。 如何寻找其弱点，使人体能够持续地对其发生保护性免疫反应，这是我们进行HIV研究的要点，也是研究的难点。

目前，我们对病毒的保护性免疫反应原理和如何产生还不太清楚，因此无法扩大和增强人体对病毒的免疫反应。 总的来说，这种病毒是目前人类知识范围内最难对付的对象之一。

nbd :对于有感染风险的群体，他们急需的是疫苗； 对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来说，他们急需治愈艾滋病的方法。 为什么是至今艾滋病仍无法治愈的疾病？ 今天的医学技术离完全治愈艾滋病还有多远？

张林琦(我在美国从事研究时，是何大一博士(艾滋病研究专家)的研究小组成员。 何博士研究的治疗艾滋病的“鸡尾酒疗法”能够非常有效地抑制HIV的复制，将这个被判处死刑的疾病变成可以控制的慢性病。 随着该治疗策略的优化，抑制病毒的能力可达到99.99%，效果非常好，可以大大提高感染者的生活质量，像健康人一样生活。

但是，由于这种病毒很“聪明”，感染细胞后，可以进入我们的细胞核中，整合到我们的基因组中。 这样，它就会成为我们基因组的一部分。 我们现在的药物无法根除嵌入基因组的这些病毒。 停药后，体内病毒的数量又会增加。 所以这是无法根治艾滋病的重要科学障碍。

因此，我们的研究方向之一是准确地发现并杀死感染的细胞。 这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

nbd :从你的注意力来看，与欧美和非洲相比，中国的艾滋病传播方法和流行趋势表现出了那些优势？ 应该对此采取那些比较的措施吗？

张林琦(在欧美，艾滋病的发现最初与同性恋有一定的关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疾病开始从同性恋传播到普通人身上。 在非洲，艾滋病以通过异性传播为主。 因为当地男性有多个异性伴侣。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虽然中国的情况略有不同，但在中国早期发现的艾滋病是西南部的边境省份，主要是从国外吸毒的来源进入的。 在毒品的销售和吸食过程中，很多人共享针头，一旦发生交叉污染，就会导致HIV的感染。 这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事。 此后，到了90年代中期，中部地区很多人进行了非法采血。 在整个过程中，由于卫生条件保障不充分等原因，也有一些人因非法采血导致了艾滋病感染和传播。

目前，我国艾滋病疫情已从一点点的高危人群蔓延到常规人群。 值得观察的是，在青年学生和老年人中，由于特殊的性行为习惯而出现艾滋病感染，比例增长还很快。 所以，虽然我们有药而且比较有效，但这个病本身仍然是绝症，预防、预防、再预防艾滋病是最好的手段。

nbd :据最新报道，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推行“u=u”的理念，未检测出艾滋病病毒时，该身体没有传染性。 从你的研究来看，这样的理念有充分的科学根据吗？ 提出这个理念对我们的艾滋病防控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张林琦(这个理念确实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只有患者知道自己的感染处于哪个阶段，才能得到更好的治疗和保护。 检测是第一道防线，必须发现并确认感染才能救治，使用抗艾滋病药物不能大幅度降低病毒复制水平。

当感染者通过药物治疗降低病毒复制水平时，其身体的感染性也相应降低。 不仅感染者传给性伴侣的机会变低，怀孕后传给孩子的概率也变低。 因此，了解自己的感染状态，尽快进行抗艾滋病药物治疗，对于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降低艾滋病的传播概率至关重要。 完全支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战略。

nbd :近年来，除艾滋病外，还在对中东呼吸综合征等急性传染病的防治进行深入研究。 在当前全球交流和人员流动不断加深的大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努力，加强这种流行快、危害大的传染病防治工作，“御病在国之门外”？

张林琦(对于世界上传播的传染病，需要科研人员、政策制定者、疾病预防者一起积极出击。 不能说只有传染病来了才能被动应对。

什么是主动出击？ 对于我们知道的致命性高的传染病，要认真采取药物和疫苗等预防措施。 出现新冠灾祸后，马上就可以采用。

当然，这里有关于研发和宣传模式的重要问题。 比较新发生的突发传染病药物和疫苗，目的可能是公共卫生，不能依赖市场来支持研发和市场宣传。 言外之意，研究这些药物和疫苗的公司是如何生存的？ 政府是否应该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来承担研发和市场宣传？ 如果不处理这种模式的问题，我们就算拥有成熟的技术和产品，也无法开展后续的临床研究和市场宣传，面对新的突发传染病，也无法积极出击，及时有效地保障公众安全。

所以，我呼吁，在所有场合，我们都很难单纯依靠市场力量推进新型传染病、突发性传染病疫苗、药物的开发。 因为赚钱不是首要目的，而是以公共卫生公共安全为首要目的。

所以，政府必须领导和主导。 然后，公司可以跟进。 我们对于新的传染病和突发性的传染病，不是被动挨打的情况，而是能够主动出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