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因素将颠覆宏观政策原有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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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经济明显减速，政府年初设定的gdp参考目标有可能时隔十几年无法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有些人对经济失速的速度感到恐慌，呼吁制定扩张性政策以实现年初的目标，另一种看法是，就业是更重要的指标，只要就业充分，gdp高还是低并不重要，但目前的就业形势令人满意，因此进行微调即可。 另外，我同意政策应该根据就业状况，但也有人对就业统计数据不信任。 当然，也有人对低增长和就业充分并存的现状感到怀疑，将其称为“就业之谜”。

就业和gdp的“脱离”

衡量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指标为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与岗位空不足和求职人数的比率。

由于城市登记失业率长期稳定在4%左右，不能反映宏观经济的波动，失去了参考意义。 从后两个指标来看，目前不仅就业形势良好，与gdp增长率的关系也已大大丧失，“摆脱”。

年以来，虽然gdp增长率呈逐年减少的趋势，但城市新增就业在稳定中保持上升趋势，年首次突破1300万大关。 截至8月，全年新增就业达到1000万人，4个月前完成了年度目标。

另一个数据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就业市场供求统计，这个数据基于全国100个城市生活的人力市场招聘和求职，覆盖全国约一半的城市辖区人口，直接取自市场，所以可信度很高。 据该统计，每季的“职场空不足与求职者人数的比率”也是gdp下降、稳定、略有上升。 劳动力市场也与gdp“脱节”。

后备劳动力大军消失

长期以来，制定高gdp增长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调动一切政策资源，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首要途径，也是“中国特色”。 说明这种就业方法的合理性，二元经济下就业压力较重，经济增长率必须维持在较高水平。 人们还总结了“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可以增加150万人的就业岗位”的经验公式。

年初，中国统计局公布了一些相当重要但未得到足够重视的数据。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年首次出现绝对减少，截至年底，中国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比年减少345万人。 此前国家新闻中心也预测中国总劳动人口将达到高峰。 类似的预测也出现在非正式报告中。 虽然这些数据是测算数据，不是人口普查数据，但我认为这些数据在精度上可能有缺陷，但其反映的趋势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虽然无法获得劳动年龄人口的时序数据，但根据基本概念，劳动年龄人口与经济活动人口的关系比较稳定，以后者为前者的替代变量，从解体做法上看是合理的。

经济活动人口由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两大类组成，两者之间存在着这种权衡关系。 近20年来，我国每年新增的经济活动人口呈波状减少趋势，其中1997年、1998年、2000年和2005年为1000万人以上，此后迅速下降到500-600万地区，年和年分别为191万人和315万人

虽然目前经济活动人口尚未出现高峰，但每年新增人数如此之少，从侧面印证了劳动年龄人口已过高峰的事实。 简单来说，我们已经没有新的就业压力了。 年是一个分水岭，这一历史性转折是近年来就业与gdp之间产生“脱离那里”的根本原因。 所谓“雇佣之谜”，其实就是谜团极其简单，“总量上没有净新供给”。 目前充分就业是人口结构变化的自然结果，不是幻想。

劳动力转移仍然很重要

虽然二元结构下特有的就业问题已经消失，但未来劳动力的跨部门转移仍然非常重要。

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可以分解为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全要素生产率( tfp )三个子项目。 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将越来越依赖tfp的提高，劳动力从附加值低的农业生产部门转移到附加值高的工业生产部门是提高tfp的重要方法。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率能保持多高的增长率，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部门的转移速度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从就业总数、城镇就业人数、农村就业人数三个指标的时序数据来看，前两个持续增加，后者持续减少。 经济学家蔡昉说，我国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占全社会总劳动力的比例为23%，比官方的40-50%要低很多，但仍然比发达国家高很多，发达国家的常规农业劳动力所占比例都是个位数，最低的英国只有1 . 因此，城镇年就业人数的增长仍然很重要，不再是衡量二元经济演化的指标，但仍是关注中国经济产业升级和运行质量的重要指标。

以前流传下来的政策框架必须改写

关于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迄今为止人们主要关注三个问题。 一是对中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二是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问题；三是储蓄率，进而是对资本积累和金融市场的影响。 关于人口结构变化对就业政策和宏观政策框架的影响，争论甚少。

在劳动年龄人口、总人口、人口负担系数三个指标中，劳动年龄人口高峰首当其冲。 因此，尚待深入分析其对政策制定的影响。

工作年龄人口达到顶点，最直接的影响是，我们的政策重点转移到了处理结构性失业和促进就业质量上，不能沿用通过推进gdp增长率来提高就业总量的以往做法。 必须重新理解物价、gdp、就业三者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重构政策框架。 在本专栏中，用“宏观政策应该配合什么跳舞”的文章详细解说了三方关系。 由于gdp和雇佣之间的直线关系被破坏，两者开始“摆脱”。 因此，迄今为止以gdp为中心指挥所有事业的框架已经不适用了。 如果没有及时把握这种变化，一定会导致决定错误。 当时的“4万亿元”计划失败，原因是人口结构的变化，进而是对就业问题评价的不准确。 在当前形势下，如果继续沿用以往的决策思维，就不能低估政策失误的风险。

宏观政策应该首先关注物价，兼顾就业，这是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 例如，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提高利率的参考指标是就业和物价，而gdp是附带的注意指标，从来没有成为政策调整的触发。 潜在的gdp和自然失业率波动较大，在结构变化剧烈的中国更是如此。 因为这不能准确或几乎准确地估计，所以以gdp为中心自然有风险。 由于对物价有良好的注意力，合理的决定框架是稳定物价，防止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另外，关注与之相反工作的就业，关于gdp数据是其附带的结果，也无法事先设定。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时机成熟的时候政府应该放弃公布gdp目标，让宏观政策真正向前看，重视物价和就业。 在这个框架下，如果就业稳定，gdp的变动也应该不会引起恐慌。 这样可以消除决策失误的风险。